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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 罗杰斯最突出的特点是,往往在 市场最疯狂的时候,他的 心态却出奇的平静,等到市场开始以 跳空的方式运行时,他又果断的成为了一个 空头


  几天后,人们 就能看到,那些疯狂 的人已经 变成了 恐慌的人。


   美国可能货币 财政双宽松  1.9万亿美元的《美国拯救 计划》和2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美国就业计划》仍可能加大美国财政赤字。


  美国是消费国(货物贸易呈现逆差),其需求经由贸易渠道对全球产生影响,财政赤字的扩大意味着美国需求通过进口和贸易逆差的形式更大程度拉动全球。


     拜登政府的顺周期 财政政策有其政治层面考虑。


  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身有着逆周期的属性,但是美国执政政府换届和连任的诉求成为了美国财政积极背后的根本性推动因素。


  特朗普上任初期的减税政策实际上也是顺周期的财政政策。


  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当前民主党占据了参议两院的多数席位,为其政策推行提供了很大方便,而明年的中期选举增添了席位层面的不确定性,因此在当下积极推行财政计划也是拜登政府的理性选择。


  对于基建法案,民主党最早可以于7月启动新的预算和解程序,从而提高计划通过国会投票的概率,并 有可能在9月底前通过该方案,据此来看,其实际应用和对经济产生效果的最早时点在10月。


    只是,顺周期的财政刺激加大 货币政策挑战。


  财政刺激计划可能至少部分需要美国政府进行更大 规模国债的发行。


  而这会不会带来美债收益率的显著 上行,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取向,因为如果美联储在 购债规模上没有加码或配合,那么美债供给压力的上行将主要反映在利率上行之上。


  而从2020年来看,美联储月度购债规模的变化还是与美国国债的净发行情况存在关联。


  从2020年6月开始,美联储便宣布将维持月度至少800亿美元国债和至少400亿美元MBS的QE速度,而以2021年3月为例,美国国债净发行额从上月的454亿美元上升至1363亿美元,美联储增持的美债规模也相应上升至977亿美元。


    近期美联储对货币政策的表态重回宽松,未来仍有可能实质性加大购债规模,从而形成货币财政双宽松格局。


  4月9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IMF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上表示,世界各国开展新冠疫苗接种的形势并不一致,这是经济复苏面临的风险;美国复苏发展不均衡,要看到通胀和就业的实际进展才会缩减QE;美联储需要保持对经济的支持,直到再也不需要为止;重申通胀只是暂时上升,有工具解决通胀太高的威胁。


  鲍威尔相对前期更为鸽派的政策表态可能与当前疫情形势的变化以及财政政策的走向均存在关联,未来美联储仍然可能通过实质性增加购债的方式来维持国内流动性环境的平稳。


     扩大 交易主体和拓展 实需内涵是 在岸市场发展的关键  这波 人民币急涨背后的推手,是近期市场出现了人民币升值 预期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顺周期羊群效应。


  这暴露了在岸人民币 外汇市场发展的一些短板。


    众所周知,香港有一个无本金交割远期(NDF)人民币外汇离岸市场。


  在2010年离岸人民币市场大发展,推出可交割的人民币外汇远期之前(DF),NDF曾经是海外对冲或投机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重要工具,NDF价格也是人民币汇率的一个重要影子价格。


  尽管近年来因为DF崛起,NDF市场的活跃度和代表性有所下降,但仍可作为人民币汇率预期的一个重要参考。


  笔者就常用1年期NDF隐含的价格来反映可度量的人民币汇率预期。


    央行对NDF市场没有调控或干预。


  但无论市场出现单边升值或贬值预期,由于NDF交易的 参与者既有对冲汇率风险的套保者,也有押注汇率波动的投机者。


  这些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多元化,且交易没有限制,故即便出现单边预期,但只要大家预期不一致,NDF仍然可以随时出清。


  如有人预期人民币未来一年可能升值1%,有人预期是3%,那么,在1%至3%的预期差之间,买卖双方就可能达成交易。


    在岸市场的情形却截然不同。


  在岸市场上,无论即期还是衍生品交易,都有要基于合法合规的贸易投资需求的实需原则规范。


  无论在银行结售汇还是银行间市场,基本都要遵循这一要求,故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同质化,这就容易出现单边市场。


    现在,我们大力引导和鼓励市场主体适应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新常态,聚焦主业,避免偏离风险 中性的“炒汇”行为,加强汇率风险管理。


  但由于坚持实需原则,在外贸进出口较大顺差的情况下,“风险中性”的结果很可能是对未来的 结汇和购汇需求都应该凭单证进行对冲,则远期结售汇大概率将是远期净结汇。


  而因为银行与客户签订远期合约后,将通过近端拆入美元换成人民币、远端卖出人民币归还美元的掉期来对冲远期净结汇的敞口。


  而这意味着银行将加大在即期市场提前卖出外汇的力度,进而加速即期市场人民币升值。


  可见,“风险中性”可以缓解微观市场主体的困境,却难以解决宏观层面的问题。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三年一次抽样调查的结果,2019年,全球日外汇交易量6.60万亿美元。


  其中,美元日成交量5.82万亿,占88%;人民币日成交量2850亿,仅占4%,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披露的八种主要储备货币中排名最后。


  人民币日成交量中,在岸的即期交易占到全球人民币即期交易的52%,但远期和期权交易占比均为1/3稍强。


    于在岸市场,扩大交易主体,引入不同风险偏好的市场参与者,同时拓展实需内涵,放松交易限制,此二者与丰富交易产品“三管齐下”,对于境内外汇市场发展至关重要。


  2005年“7·21”汇改以后,我们就鼓励“两非”入市,即允许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做结售汇业务,成为银行间市场会员。


  但因为没有放开相关交易限制,只相当于将之前银行柜台结售汇业务转到银行间市场办理,所以积极效果并不明显。


  到去年,非银行金融机构占境内外汇市场份额的比重仅有1.1%,而全球2019年此项平均占比为55%。


    此外,我国早在“7·21”汇改之初就推出了外汇和货币掉期业务。


  这是全球广泛使用的外汇衍生品。


  但因为境内执行实需原则较为严格,去年该项交易在境内银行对客户外汇交易占比仅有5%,远低于2019年全球平均为43%的水平。


  而在汇率单边预期不强的情况下,本有助于减轻即期市场的外汇供求失衡压力。


  比如说,最近人民币升值较快,有些企业可能不愿意低位结汇,但又有本币支付需求,本可以通过近端卖出美元换取人民币、远端卖出人民币归还美元的掉期交易来调剂。


  现在,因掉期业务的操作不够便利,企业可能选择被动结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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